
秦汉时期: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二二O年

兵马俑

旋曲纹瓦当(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
瓦当是古代建筑材料之一,起着保护椽头和房檐的作用。旋曲纹瓦当是最具特色的秦瓦当之一,此前多被称为“葵纹瓦当”。有学者指出,旋曲纹并非源于植物的葵花,而是代表了水流的漩涡,秦人以水纹装饰瓦当可能与其主“水德”有关。



金缕玉柙(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出土)
玉柙,又称玉衣。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
玉柙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彩绘描金鸟兽云气纹玉枕(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年河北省望都县出土)
玉枕通体彩绘描金,由十二条长方形石版和三块六角方形石版插嵌而成。石版两面绘有彩图,内容为云气、鸟兽、四神以及神话故事等图像。其绘法是先以墨笔画出单线轮廓,然后再加填朱色与贴金。
玉枕是汉代帝王列侯及高级贵族、官吏等墓葬中常见的丧葬玉器,通常与玉衣、玉面罩、雨晗、玉握等其他丧葬玉器组合出现。玉枕的出土地点主要有北京、河北、江苏、山东等地,尤以江苏徐州地区出土数量最多。玉枕的形制除了此种由多块玉版插嵌而成外,还有长方盒形、板凳形等多种造型。


绿釉陶楼(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土)
此陶楼上有家兵持弩守卫。水塘周围有骑士巡逻警戒,是豪强地主拥有私家武装的反映。

耧车
据山西平陆西汉墓壁画、元代王祯《农书》,并参考南阳地区早期三脚耧车制作。耧车是条播机械,由一人牵引,一人挽耧进行播种,是当时一种先进的农具。

陶部曲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四川崖墓出土)
此俑身穿短襦,交领右衽,左手执箕,右手执铲,腰佩环首刀,是东汉豪强大族私家武装部曲或家丁的生动写照。根据崔寔《四民月令》记载,公元39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实行度田的新举措后,豪强大族的私家武装不再是岁月不解,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称为“部曲”。每当春季青黄不接或冬季寒冻时,田庄主往往纠集一部分农民修门户,警设守备,来防御春饥草窃之寇,或者修缮五兵,练习战射,来防备寒冻穷厄之寇。后来豪强大族的这种私人武装规模逐渐扩大,按军队编制组成部曲,招兵买马,扩充军备,独霸一方,从而形成地方的分裂割据势力。

陶坞堡(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广东广州东郊马鹰岗出土)
此坞堡平面近方形,四周以高墙围绕,有前后二门,门上出挑梁以承门楼,四隅设方形角落。城堡内有房屋两幢,一作曲尺形,一作长方形,屋内有凭几而坐的主人、击鼓者、前来拜谒者等。
这是模拟豪强地主的坞堡而制作的明器,为汉代豪强大族躲避战乱、御敌自救的产物,也是当时私家武装日益膨胀的见证。

《车马出行图》壁画(据河北安平东汉壁画墓出土壁画摹绘)
壁画反映了豪强地主出行,侍卫随从前导后拥,场面盛大。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
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古,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青瓷四系罐(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
此罐口直沿,鼓腹,其上部有四个可以穿系的半环形耳,平底。肩腹之间有一道弦纹,腹部有模印斜方格纹。全器呈淡青色,釉层薄而均匀,有开片,为长江中下游的制品,是东汉后期青瓷的典型器物。
东汉后期,在浙江绍兴、上虞一带首先出现了青瓷器。它在夏商周三代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采用高岭土做胎,通体施釉,施釉技术由刷釉改为浸釉,胎釉结合紧密牢固,在1300度左右的高温下烧成,胎质坚细,釉色晶莹,吸水率低,已具备了瓷器的各种条件。青瓷的出现代表了汉代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陶车(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这种带卷篷的车常为汉代妇女所乘坐。

绿釉陶楼(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山东高唐固河出土)

左侧:鎏金熊形青铜镇(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1952年安徽合肥出土)
此镇呈熊形,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双目前视,短耳竖起,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弯曲。
镇是用来压席子角的。魏晋以前,人们在室内都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遂于其四隅压镇。汉代席镇多被做成动物形,常见的有虎、豹、辟邪、羊、鹿、熊、龟、蛇等。这些动物形青铜镇造型生动、构图紧凑,堪称精巧的工艺品。熊在汉代被视为吉祥的动物。汉代工艺家颇善塑熊,这套鎏金熊形青铜镇把肥胖的熊处理得憨厚可爱,这样的四枚熊镇放置在坐席的四隅,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活泼气氛。
右侧:嵌贝鹿形青铜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镇放置在席子的四角,用来避免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

献食陶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重庆化龙桥出土)

绿釉陶水亭(东汉、公元25年—220年、陕西西安新筑镇三里西村出土)
此陶水亭位于圆形水池中,池周围环绕人物、马、鹅等。亭高两层,四阿顶,脊端与檐角均饰禽鸟。上层转角处从四根柱上各向两侧出两挑梁,接一斗三升斗栱承檐;下层也以同样结构承起平座。上层平座栏杆内四隅有张弩控弦的武士守卫,中有男子扬袖起舞,旁有一人抚琴、三人拍手伴歌。亭下层有梯。
汉代官僚贵戚都拥有众多的倡优女乐,平时在家中或自娱自乐,或盛邀宾客同饮同乐,竞争豪奢。这件陶水亭就是豪强地主楼居歌娱生活的反映。

辎车画像砖(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3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此画像砖描绘了汉代妇女乘辎车出行的场面。画面中,辎车车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车厢为重舆,分为前、后两部分,女主人坐于后舆,御者在前舆中执策驭马。车前驾一马,正扬蹄飞奔。车右一人持杖前驱,后一侍婢手执花状物跟随。
辎车多为汉代妇女所乘坐。其最大特点是车厢与车盖相连接,将车厢屏蔽,车厢两侧开窗,后方开门,车厢内可坐卧休息。对于讲究身份及仪态的显贵男子来说,一般不会乘坐辎车。

酿酒画像砖(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4年四川彭县出土)
此画像砖反映了酒肆酿酒和销售的情景。汉代的酒多为粮食酒,酿酒时必须先使粮食的主要成分淀粉分解为简单的糖以后,然后再经过酵母的作用,使糖转化为酒精,而饼曲的使用可使上述糖化和酒化两个过程交替进行。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九酝”的新酿造法,促成酒的醇厚和度数的提高。这一时期还出现糟床这种先进的滤酒器具,使酒糟和泛滓得以清滤,成酒更为纯净。

石天禄(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阳西郊出土)
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缑(gōu)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禄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击鼓说唱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
此俑头上带帻,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倾。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彩绘石骑马人(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
此石雕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头戴黑色平巾帻,身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椑,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
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石雕一般雕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而东汉石雕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衣饰、羽毛等新风尚。此彩绘石骑马人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刻画生动传神,尤其是笑弯的眉眼,使人可以感受到僮仆欢快的心情,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其题材亦为汉代所仅见。

彩绘长袖女舞俑(仿制品、西汉、陕西西安白家口出土、原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吊人青铜矛(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矛为
在下厦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