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公元五八一年至九六〇年

什伐赤

钱镠铁券（复制品、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

此铁券制作于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八月，是赐给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建立者钱镠的。其形如覆瓦，上嵌322金字诏书。诏书内容包括钱镠的爵衔、官职、邑地和据以受封的功绩，还特别说明对钱镠本人可以免除9次死罪，其子孙后代可以免除3次死罪。若触犯国家其他法律，有关官员也不得过问。但有些字迹已漫漶不清了。

唐太宗李世民像（据故宫南薰殿藏品摹绘）

太宗李世民（公元598-649年），杰出的政治家。在其统治的贞观时期（公元627-649年），他革新完善制度；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完善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坚决抵御突厥的侵扰，采取开明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促进国内各民族的联系及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后梁、公元907年-923年、1994年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

这件彩绘武士像在长方形汉白玉上雕刻而成。武士身着唐代著名的明光铠，头顶凤翅盔，脚踏牛形怪兽，双手扶剑，剑尖直指怪兽口衔的荷花，肩头上凤鸟含珠，应是佛教护法神的天王形象。其艺术风格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两宋之先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王处直其人生前官拜唐代、后梁时期的义武军节度使，节制易、定、祁三州，为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后其养子王都发动兵变，王处直被软禁，忧愤而死。王都为挽回名声，遂为养父修筑了一座建筑和装饰都极为讲究的大墓。此汉白玉石刻原本镶嵌于墓门后的甬道一侧。1994年5月，此件浮雕被盗走至美国，后经中国政府多方交涉，终于2001年回归祖国。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它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骆驼载乐俑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西安中堡子村唐墓也出土过类似的作品，这种节目在长安一定大受欢迎。

三彩釉陶侍女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三彩釉陶镇墓兽（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唐代镇墓俑包括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或天王俑，二者一般各有两件，其中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镇墓兽一般位于镇墓武士或天王俑之前，放置于墓室入口处，用以镇恶驱邪。研究表明，在阴阳堪舆系统，兽面镇墓兽称为“祖明”，人面镇墓兽称为“地轴”。

白瓷长颈瓶（唐、公元618-907年、1957年河南陕县出土）

瓷器与唐三彩：

这一时期，浙江越窑生产的青瓷胎质稀薄，釉色晶莹，制作精美；河北邢窑烧造的白瓷类雪似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则丰富了瓷器的装饰。

唐代出现的三彩器是一种低温釉陶，釉色有黄、绿、褐、蓝、黑、白等，简称“唐三彩”。唐三彩因釉料中加入大量助熔剂铅，使釉的熔点降低，胎体表面的釉料在受热过程中向四周流动扩散，使各种颜色相互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的效果。

白瓷束腰盖罐（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1954年陕西西安姬威墓出土）

隋代白瓷在烧制工艺上逐渐克服由于含铁量偏高，烧制温度偏低所带来的白中泛青等问题。这三件是隋代白瓷的代表作。

左侧：白瓷鸡首壶（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鸡首壶是指带有鸡首状流的盘口壶，始烧于三国末年，由两晋一直沿用到唐初，流传范围很广。鸡首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早期鸡首壶，以小件为主，肩部贴塑鸡首，鸡首无颈，与之相对的一面贴鸡尾。东晋时壶身变大，鸡头引颈高冠，鸡尾演变成弧形柄。南朝至隋鸡首由小到大，壶身由矮小到瘦长，壶口更高，颈变细，肩部贴附的系由条状到桥形。此鸡首趋向写实，柄仍保留着南朝时期的双龙形柄。

右侧：白瓷龙柄传瓶（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两瓶双腹相联，两侧各堆塑长的龙形柄。双腹的传瓶目前存世三件，另一件藏于天津博物馆，其瓶底有刻铭“此传瓶有並”，故以“传瓶”称之。再一件现藏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此瓶对北方白瓷的断代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三彩釉陶胡服牵马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此俑头戴幞头，微向左侧偏转，神情泰然，异常生动。身穿浅黄色翻领窄袖袍，中腰束带，为唐代风行的胡服。俑上身微前倾，双手高低错落作牵马状，体态逼真。在唐代，幞头是男子常服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皇帝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都要裹幞头，即便是全身赤裸、进行相扑表演的力士，也忘不了裹幞头

骑马女陶俑（隋、公元581-618年、湖北武昌出土）

蓝釉陶驴（唐、公元618年-907年、1956年陕西西安出土）

陶驴全身施蓝釉，鞍鞯勒饰俱全。驴最初被认为是匈奴之“奇畜”，到东汉时已成了普通家畜。驴是比马低一等的出行工具，当时被称为“劣乘”。百官一般骑马不骑驴，但由于驴比较便宜，为民众所普遍适用。

白瓷枕（五代 • 吴、大和五年、公元933年、1956年江苏连云港玉带河王氏墓出土）

此枕呈长方形，枕面中间稍凹，两端稍翘，四个侧面均有长方形开光，枕面刻划牡丹纹。我国最古老的枕头是天然石块，后来开始使用初步加工过的石块，以后逐步扩大到使用其他材料来制作枕头，如竹枕、木枕、玉枕、铜枕等等，历代留存下来数量最多的则是瓷枕。瓷枕实物始见于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张盛夫妇合葬墓。唐代以后开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床上用具。

白瓷砚（唐、公元618年-907年、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

陶瓷辟雍砚是一种流行于魏晋隋唐时期的砚式，其基本形制为圆形，砚面隆起以援笔，周边一周环形墨渠以贮墨，砚盘下又设砚足，寒冷时，盘下可置火以暖砚。晋唐时期多依据形制谓之“璧水砚”或“璧水暖砚”。到了宋代，因其形“圆如盤，而中隆起，水环之”，制如周代礼制建筑“辟雍”而被称为辟雍砚。

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1972年陕西礼泉张士贵墓出土）

帏帽原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出门防风用的实用性帽子，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在唐代初年很盛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反而却使其更为风行，以至“（武）则天之后，帏帽大行。”

彩绘武服陶俑（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1972年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

两俑均彩绘贴金，立于黑色台座之上。郑仁泰初为李世民的亲兵，并参与了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随李世民多年征战，荣立战功，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已是十六卫大将军之一。他卒于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作为有“拥立之功”的“第一等功臣”、硕果仅存的开国元老，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得以陪葬昭陵。

便服男陶俑（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1958年陕西西安杨思勖墓出土）

左侧：蓝釉高髻女陶俑（唐、公元618-907年、陕西西安出土）

右侧：蓝釉胡装女陶俑（唐、公元618-907年、陕西西安出土）

陶磨、碾、碓和井栏（唐、公元618-907年、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饮食起居：

这一时期，主食有饼、饭、粥、糕等，副食更为丰富；烹调方法仍以蒸、煮、烧、煎、炸、烤为主；饮酒非常普遍。8世纪以后，南方的饮茶之习，风靡全国。

家具逐渐由矮变高，人们由席地起居向垂足高坐转变。隋朝时，出行仍然主要乘坐牛车，到了唐代，驴、马成为主要的代步工具。

左侧：越窑青瓷瓜棱注子（唐、公元618-907年、1974年浙江宁波出土）

执壶是中晚唐时越窑顺应社会生活需要制作的器型，也称作“注子”。汉晋以来，文人作赋、写诗称颂酒德，而尤以唐人为多，于是饮酒成为一种“雅道”，酒具也成为一种雅器。而青瓷制作工艺的进步又为酒具作为雅器提供了条件，即酒注、就被大量出现。开元前后的唐墓中已发现有盘口短颈，鼓腹，短流的酒注。唐代晚期，器身变高，多做瓜棱形，流和柄也逐渐加长，显得轻盈雅致。

中间：青白釉绿彩瓷带托茶盏（唐、公元618-907年、湖南长沙出土）

右侧：莲瓣花鸟纹高足银杯（唐、公元618-907年、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出土）

风炉、茶鍑、茶瓶、茶臼、渣斗

镶金边白玉杯（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此杯由上等的和田玉雕琢而成，敞口，口沿镶金带一周，深腹，假留足，平底，通体光洁无纹饰。其柔和的玉质、凝练的造型使得这件玉器虽小却显得高贵典雅，也包含了“金玉满堂”之意，成为隋代玉器的一件代表作品。从现有考古发现角度来看，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玉器发展似是走入了谷底，出土的玉器也为数甚少，但就在这少数的几件玉器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玉器生产已逐步完成了从礼器向日用器的过渡。这件白玉杯便明显摆脱了汉代玉器制作程式的束缚，向着更实用的方向发展，已经是非常生活化的器物了。

演奏陶俑（唐、公元618-907年、1955年陕西西安唐墓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