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厦门人
春秋形势图
大国争霸和七雄并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思想活跃、民族融合、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阶段。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给西周以来的政治秩序带来严重冲击；战国七雄的兼并征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使地区间经济趋于平衡，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战国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王子午”青铜鼎（附匕）（春秋‧楚、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
这件铜鼎腹内壁有84字的铭文，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是文献记载中楚庄王的儿子子庚。楚共王时子庚任司马，曾率军队大败吴军；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宰相），楚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
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铸造的礼器，出图时一共有形制相同而大小规格不同的七件，此件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其铸造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铸焊技术，焊料合金的含锡量达98.23%，硬度很高，保证了各连接点结实牢固。
器内铭文使用的是华丽的鸟篆体。鸟篆是一种美术字体，大致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楚、吴、越、蔡等国流行，是中国人把汉字艺术化的开始，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该器这样长篇的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
鸟形青铜匜（春秋 • 燕、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秦公”青铜簋（春秋 • 秦、传1921年甘肃天水出土）
青铜簋是盛食器，一般是用作祭祀的礼器。这件簋盖内有铭文564字、器内有铭文51字，记述了秦国的祖先已建都12代，作器者要继承前辈事业，永保四方土地。另外器盖还有秦汉时期后期的铭文各8字，记录了此簋在秦汉时期为西县官物，曾被当作容器使用。
青铜盏（春秋 • 楚、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1号楚墓出土）
铜盏是盛饭器，又称“盆腹敦”，是一种腹部如盆状的敦，与器盖相同扣合而成的圆形敦有所区别，但实际功能相同。敦和盏都是进入春秋以后才出现的食器，与西周时期的盂相似。这件铜盏最精美的地方是盖柄和器下三足，皆有复杂的镂空装饰，玲珑剔透，铸造工艺精湛，可能是比较早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器物。
“洹子孟姜”青铜壶（春秋 • 齐）
青铜壶是一种酒器，是主要用于祭祀的礼器。这件铜壶颈部内壁有铭文19行共142字，记叙了齐侯的女儿洹子孟姜家里有丧事，齐侯自愿服丧，但是有些环节不合当时的礼制，所以他派人到王都，通过管理礼制的大宗伯向周天子请示，得到许可。齐侯服丧，要求齐国民众在服丧期间不许有娱乐活动。
“吴王光”青铜鉴（春秋 • 吴、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
器腹内有铭文52字，记载此器是吴王光（即吴王阖闾）为其女叔姬所作的陪嫁器，反映了吴蔡两国为政治需要而联姻的史实。
“令狐君孺子”青铜壶（战国 • 韩、公元前403年 — 前221年、1927年河南洛阳出土）
此壶颈部铭文记述令狐君的后裔铸造此壶是为家族安康祈福。令狐是地名，在今山西临猗西南。
“栾叔”青铜缶（战国 • 楚、传世器）
此器盖和腹部均有铭文，盖铭2行8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腹部为错金字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寿。栾叔之子孙，万世是宝”。
栾书缶相传出土于河南辉县。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新发掘的考古材料，指出该器应定为楚式器物。作器时间，大约应在战国时期。并非如前人所说，此器是春秋中期晋国栾武子（栾叔）的器物。
栾叔缶的错金工艺在青铜铸造工艺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错金工艺又称金银错工艺，产生于春秋中期前后，其工艺程序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纹饰或铭文的浅凹线条，再将线条用硬度较大的工具錾刻成浅槽，在浅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金银丝并进行打磨，使嵌入的金银片与铜器表面相平滑，最后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进一步打磨，使器表光亮，从而利用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映衬出各种色彩。
编号1：青铜剑（春秋 • 楚、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编号2：“吴王夫差”青铜剑（春秋 • 吴、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
这件铜剑剑身中间隆脊有棱，近镡处有篆书铭文10字“攻儛（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
吴国，姬姓，是周太王之子泰伯后人的封地，周武王时周章始封，都吴（今江苏苏州），历12代王，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所灭。吴国最强大的时期在春秋晚期，曾经短时期称霸中原，而吴王夫差正是吴国最强大时期的国君。春秋战国时期是征战频繁的年代，军事的需要推动了兵器铸造的发展。吴国和越国的地势都不适合车战，步兵较多，短兵器“剑”的使用量很大，因此吴越地区铸剑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原地区，有很多被世人称羡的名剑，各诸侯国也以得到吴越的宝剑为荣。这个时期的剑是用青铜铸造，但是在不同的部位会加入了一定量的锡、铅、铁、硫等成分，以保证剑身的韧性和刃部的锋利，使其刚柔相济。目前出土和著录的吴王夫差剑有9把，它们的形制和铭文大体相同。
编号3：“吴王光”青铜剑（春秋 • 吴、1964年山西原平出土、此剑为吴王光（即吴王阖闾）自作用器）
“滕侯昃ze”青铜戈（春秋 • 滕、1973年山东滕县出土）
此戈为滕侯昃ze所造。滕是周公之弟错叔绣的封国，今山东滕县西南有古滕城即其国都旧址。
“廿一年相邦冉”青铜戈（战国 • 秦）
此戈为秦昭王廿一年（公元前286年）相邦（即相国）魏冉监造的器物。
“吴王夫差”青铜鉴（春秋 • 吴、传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
器内铭文12字，记载此鉴为吴王夫差（吴王光之子）自作用鉴。鉴是盛行于春秋时期的水器。
熊悍鼎（战国 • 楚、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
这件铜鼎器身及盖口刻有铭文62字，记录了楚幽王时期楚国大败秦军，用缴获的铜兵器熔铜后铸造了此鼎，以彰其功绩。熊悍鼎共有2件，大小、形制相同，另一件在天津博物馆，铭文66字，内容基本一致。
熊悍即楚幽王，公元前237年—前228年在位。战国晚期，其父亲考烈王熊完被秦逼迫，把都城从郢（今湖北江陵附近）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也称为郢。楚幽王三年（公元前235年），秦继攻赵之后，命大将辛梧率四郡兵马，联合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后兵败而退。十年（公元前228年）三月，幽王卒，葬于寿春附近。
“鲍子”青铜镈（春秋 • 齐、传1870年山西荣河出土）
镈是一种古代青铜打击乐器，也是王侯贵族用来象征其地位和财富的重要礼器。其有钮可悬挂，也被称为平口钟，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件铜镈表面铭刻174字，追述了鲍子的祖父鲍叔有功于齐，齐侯赐予鲍家封邑的荣耀大事，勉励自己要奋发努力；同时也祭祀自己的各位先人，乞求先祖保佑鲍家子孙健康长寿；也乞求齐国国运昌盛，福泽万年。
这件镈是春秋晚期齐国鲍氏家族名为鲍子的人铸造而成的，他是齐国政治家鲍叔牙的孙子。鲍叔牙因辅佐齐桓公、举荐管仲有功而被封赏，鲍家子孙也因此世代享受齐国的厚待。
“楚高”青铜缶（战国 • 楚、1954年山东泰安出土）
这件浴缶是水器，其口沿唇部有铭文5字“右冶尹楚高”。该缶出土于泰山南麓的一个以大石覆盖的长方形窖藏内，同出者共有6件铜缶和1件铁盘，其中包括本器在内的两件铜缶有相同的铭文。关于窖藏的性质，目前多认为属于祭祀泰山的遗存。
青铜缶（战国 • 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
这件大铜缶肩部有铭文两行：“曾侯乙作持用终”。该器重达300多公斤，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
这件大器的铸造，采用的是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接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表的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
嵌赤铜鸟兽纹青铜壶（春秋、传1923年山西浑源出土）
在青铜器上用赤铜镶嵌图案的装饰工艺始见于春秋晚期，在燕、蔡、赵等国的青铜器中屡有发现。
嵌松石青铜钫（战国、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嵌赤铜狩猎纹青铜壶（春秋 • 燕、1951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这件铜壶腹部饰以由双重结纽绳索形纹饰构成的12个方格，上下两层，每个格内均用赤铜镶嵌平错出狩猎纹，是人物手持长矛与禽兽搏斗的场面。动物可辨别的有牛、象等，作蓄力待发状。在铜器上用赤铜镶嵌图案的工艺始见于春秋晚期，除燕国外，代、蔡、赵等国的铜器中也有使用这种工艺的。
“鲁伯大父”青铜簋（春秋 • 鲁、1970年山东历城出土）
簋是一种食器，用以盛装黍稷稻梁，在祭祀和日常生活中使用，也是贵族墓葬常见的陪葬品。根据先秦礼制，簋与鼎配套使用，如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大夫和士则每个等级各减少两件。这件铜簋内底有铭文18字，表明该器是鲁伯大父为季姬所作之媵器（陪嫁器物），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最流行的样式。鲁伯大父是鲁国重要的贵族，季姬可能是他的女儿或姐妹。
“徐王义楚”青铜盥盘（春秋 • 徐、1979年江西靖安出土）
器内底铸铭文12字，记载徐王义楚自作盥盘。徐国在今安徽泗县一带，公元前512年为吴国所灭。
虎钮青铜罍（春秋 • 郑、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
青铜牺尊（春秋 • 虢、1956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
这件尊整体呈兽形，古称“犀尊”，是一种酒器，出土于上岭村虢国墓地，国属即为虢。这类动物形尊从商代到春秋时期都有发现，但到春秋以后比较少见。
青铜编钟（13件）（战国 • 楚、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
这组编钟共13件，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在楚历屈之月，晋国军队救戎于楚的事件。这组编钟试音后发现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枚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
周朝是依靠礼制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礼乐用器编钟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西周中期出现三个一组的编钟以后，每组编钟里钟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春秋战国时期，上层贵族中仍沿袭周王朝的一些乐制，因而贵族大墓经常陪葬有成组的编钟、编磬。
《灵枢 • 素问》（明刊本）
《灵枢》和《素问》二书合起来托名《黄帝内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医学著作。该书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经验，提出了脏腑经络学说和病因学说，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山海经》（明刊本）
《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西汉初年之间。该书保存了大量的古老神话传说，对研究中国史前社会、考察古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铜手钳（战国 • 秦、1979年陕西凤翔出土）
人形青铜灯（附勺）（战国 • 齐、1957年山东诸城出土）
这件铜灯整体造型为一男子双手分别托举竹节形灯盏，盏盘下有子母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拆卸，另外还附有一个添油用的长柄铜勺，可能是齐国宫廷中的器物。战国铜灯中灯盘的构造有两种，一种盘中心有锥形凸起，似乎是插烛之用，为烛灯；另一种灯盘平平，为油灯。这件人形铜灯，附有一把铜勺，属油灯，而油灯使用的油可能来源于动物油脂。
朱绘兽耳陶壶（战国 • 燕、1958年北京昌平出土）
“蔡侯申”青铜方壶（春秋 • 蔡、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
此器为蔡侯申所作。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时期蔡国国君。
三轮青铜盘（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03年、1957年江苏武进出土）
盘出现于商代二里冈时期，在两周时期比较流行，其腹部均较浅，有耳或无耳、有圈足或无圈足，有的圈足下设三足。但像三轮铜盘这样造型独特的铜盘，比较少见。此盘出于江苏省武进县，当时为东夷或吴人聚居区，无论其形制、纹饰都带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左侧：狼噬牛纹金牌饰（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登出土）
这件牌饰用黄金制成，牌面上压制出四狼噬牛的纹样。画面整个场景充满了紧张、野性的氛围，而对称布局的画面则又带有中原艺术风格。
战国时期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林胡、楼顶、匈奴等少数民族，与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联系密切，金属制品的纹饰风格深受其影响，如虎噬牛纹样即是比较典型的中亚草原艺术风格。同时这些民族又与中原文明接触较多其艺术风格又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这件器物从制作工艺到纹饰风格，集中体现了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与创新。
右侧：嵌宝石金牌饰（战国、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
左侧：长角鹿形青铜饰件（战国、196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出土）
右侧：卧鹿形青铜饰件（战国、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出土）
青铜胄（战国、内蒙古赤峰美丽河出土）
蛙蛇纹青铜尊（春秋 • 百越、1971年广西恭城出土）
青铜缶（战国 • 蜀、公元前403年—221年、1955年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