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陈列以朝代更替为脉络,划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 。展厅主要位于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共涉及北 20-北 25、南 15-南 18 及南 20 等多个展厅 。
陈列以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中国古代历史年表

北京人背鹿塑像(杨鹤汀、1950年作)
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余万年 — 20余万年前,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鹿类是北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这尊塑像根据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塑造了北京人捕获到一只鹿类,并将猎物背回洞穴的一个瞬间。
远古时期:约二百万年前至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极其生活:
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指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间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为直立人。中国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之一,有丰富的古人类化石遗存。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直立人,稍晚的直立人有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和县人、汤山人等。直立人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已经学会控制用火,逐渐改变了自然和人类本身。

左侧:蓝田人头骨(复制品、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15万年 — 110万年、原物1964年陕西蓝田公王岭出土)
右侧:郧县人头骨(复制品、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00万年 — 90万年、原物1990年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出土、李天元先生捐赠)

编号1:石锤、石砧(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古人类制作时期一般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从石料上打下石片,第二步是利用石片或打下石片的石核做进一步的加工或修理。这里的石锤和石砧就是用来加工石器的工具。石砧是垫在石料下面的石块,石锤是直接用来敲砸石器的工具。人们往往选择圆而厚的砾石作为石砧,选择长圆的、便于手握的砾石作为石锤。
编号2:两端石片(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编号3:刮削器、尖状器(复制品、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1959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编号5:砍砸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烧石(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烧土(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朴树籽(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左侧:啮齿类碎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右侧:古仓鼠下颌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肿骨鹿鹿角及下颌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 20余万年、1958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
在龙骨山堆积中,凡是北京人居住在洞穴的时期,这一层位肉食动物的化石就比较稀少,食草类动物的化石则占较大的比例,其中又以肿骨大角鹿和葛氏斑鹿的数量最多。这些化石很少是完整无损的,不少被烧过,已经变形变色,这表明狩猎是北京人经常从事的一项活动。肿骨鹿余葛氏斑鹿是华北中更新世特有的类型,也是确认北京人生存年代的重要标尺。

山顶洞人生活场景(1974年锡长禧、刘士铭、刘小岑创作)
山顶洞人大约生活在3万年前,除采集和狩猎外,山顶洞人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懂得用磨光和钻孔技术制作装饰品,用骨针缝制衣服 ... ... 这组群塑表现了山顶洞人制作装饰品、缝制皮衣和烧烤兽肉等多个生活场景。

原始牛犄角(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20余万年 — 5万年、1954年山西襄汾丁村出土)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及其文化: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指距今约20余万年 — 1万年间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为智人。在中国境内已发现金牛山人、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许昌人、山顶洞人、左镇人等智人化石。这一阶段,石器技术不断进步,石球更多地被用于狩猎。旧石器时代晚期,标枪、鱼镖、弓箭等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促进了渔猎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还产生了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萌芽。
石器技术的改进:
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制作技术有所提高,石器形态更加规整,精品不断增加。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技术有更大的突破,开始出现用特殊工艺技术制作的石器。

柳江人头骨(复制品、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万年、原物1958年广西柳江通天岩洞出土)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
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

左侧:含炭化稻谷的陶片(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6500年 — 前5400年、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
右侧:稻纹陶钵(复制品、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 — 前4200年、原物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左侧:骨耜(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 — 前4200年、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耜是一种铲状的翻土和挖掘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由动物骨骼制成的骨耜,这两件是由牛肩胛骨制成的。这些骨耜边缘磨蚀得都很厉害,主要用于平地、挖沟、引水、排水,以及深掘灰坑和柱洞。大量骨耜的使用表明,河姆渡遗址稻作农业已经完全脱离了刀耕火种的最初阶段,人们将这种以耜为主要工具的农业称为“耜耕农业”,它是早期锄耕农业的一种形式。
右侧:石刀(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 — 前2200年、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

左侧:石锄(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右侧:装菜籽陶罐(复制品、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原物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石磨盘、石磨棒(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100年 — 前5000年、1978年河南新郑裴李岗出土)
石磨盘、石磨棒是远古人类给谷物脱皮的工具。使用时将谷物摊开在磨盘上,用磨棒在上面反复滚动,采用碾压的方法,把谷物的皮壳脱掉。这种底部带有矮足的磨盘是裴李岗文化的特色器物之一。

左侧:牛骨(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56年陕西沙苑出土)
右侧:猪骨(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 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左侧:狗形陶鬶(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 前2500年、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右上:陶狗(石家河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 — 前2200年、1987年湖北天门邓家湾出土)
右下:狗骨(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56年陕西沙苑出土)

涡纹彩陶罐(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 — 前2000年、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

陶罐(距今约2万年 — 1万年、1962年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

上左: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上右:陶豆(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 前2500年、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陶斝(客省庄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 — 前2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客省庄出土)

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 — 前2000年、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彩陶盆内壁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圆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拉着手,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这幅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群舞的热烈场面。

左侧:陶釜、陶支脚(磁山文化、约公元前6100年 — 前5600年、1977年河北武安磁山出土)
右侧:网纹陶釜(昙石山文化、约公元前3500年 — 前2000年、1965年福建闽侯昙石山出土)

左侧:白陶鬶(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 — 前2000年、1957年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
右侧:陶鬲(客省庄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 — 前2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客省庄出土)

彩陶碗(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水波纹陶盘(汤家岗文化、约公元前4800年 — 前4300年、1978年湖南安乡汤家岗出土)

三足陶盘(石峡文化、约公元前2900年 —— 前2700年、1978年广东曲江石峡出土)

三足陶壶(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100年 — 前5000年、1978年河南新郑裴李岗出土)

陶壶(崧泽文化、约公元前3900年 — 前3300年、1961年上海青浦崧泽出土)
崧泽文化陶器在制作中充分运用弧线、折线的适当处理。造型有球形、葫芦形、塔形、动物形等等,种类繁多。陶器的装饰性也十分突出,圈足往往剔刻成花瓣形,器盖的捉手多有类似小兽的凸起装饰,器耳则制成各式鸡冠形或是鸟兽形。器表装饰盛行堆纹、压划纹、彩绘和镂孔等。讲究造型和装饰是崧泽文化陶器的显著特征。

左侧:小口尖底陶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右侧:筒形陶罐(新乐文化、约公元前5300年 — 前4800年、1973年辽宁沈阳新乐出土)

陶罐(卡若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 — 前2100年、1978年西藏昌都卡若出土)

左侧:席纹陶钵(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右侧:陶纺轮(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 — 前4200年、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纺轮是捻线的工具。使用时,在纺轮中间安有一根木杆,纺线者捻动纺轮,利用其转动时产生的惯性力量,使纤维捻合并续接成线。

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蚌塑“龙虎”墓(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
此墓中部为一壮年男性,头向南方,东西两侧分别用天然蚌壳堆塑出似龙、虎的动物形象。类似的蚌塑图形在遗址内共发现三组,对于探讨仰韶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神话史和原始蚌塑艺术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筒形彩陶器(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 — 前2900年、1988年辽宁凌源牛河梁出土)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和双耳部位都有两条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类似的彩陶盆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可能是一种特制的葬具。

筒形陶器(屈家岭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 — 前2500年、1987年湖北天门邓家湾出土)
筒形陶器出土时多相互套接,排列成不同的形式,与当时的宗教活动相关。

彩陶盉(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 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玉鸟(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 — 前2000年、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裸体浮雕彩陶壶(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 — 前2000年、1974年青海乐都柳湾出土)
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裸体人像下腹处塑造出有生殖器的形象。一般认为这是男女同体的崇拜物,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其特俗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器。


镂雕旋纹象牙梳(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 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锥形玉饰(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 前2500年、1975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彩陶鼓(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 — 前2000年、1986年甘肃永登乐山坪出土)
这件彩陶鼓近鼓面处有若干乳钉围成一圈,以便于蒙包兽皮。

陶壶一组

陶水管(造律台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 — 前2000年、1980年河南淮阳平粮台出土)
平粮台古城呈方形,城内设有公共水道设施,有高等级建筑和炼铜、制陶、祭祀遗迹等。

带箭伤的人骨(复制品、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 前2500年、原物1966年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

骨管

玉钺(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 — 前2000年、1958年山东日照出土)

白陶鬶(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 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陶鬶是远古时期人们烧水或温酒用的容器,白陶鬶则是这类器形中的稀有物种。它们以高岭土制作,胎壁轻薄,质地坚硬,经1200°C左右的窑温才能烧造而成。白陶鬶非实用器,具有礼器的功能。

彩陶背壶(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 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山大汶口出土)
背壶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水器,可以盛水或汲水。背壶一般素面不加修饰,这件背壶被发现于墓中,体积小巧,外观华丽,显然非实用器,可能是一件专门制作的陪葬明器。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文字的萌芽、礼器的出现、大型礼仪建筑与城堡的兴建,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形态也由简单的平等社会发展为复杂的分层社会。文明之光灿若繁星,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演变趋势。在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过程中,中原地区率先步入文明。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剧烈的社会变革相对应,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许多有关炎帝、黄帝,直至尧、舜、禹的古史传说。
在下厦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