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朝代更迭,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开始强盛。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诸侯巩固了政权,同时将影响区域空前扩大。
夏、商、西周时期形成的政治结构,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也为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周晚期,王室衰微,各阶层间矛盾激化,社会变革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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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集中在河南和山西境内。

青铜爵(二里头文化、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青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通行至西周中期。青铜爵与斝、觚、尊、鼎等器物组成礼器群,在商周礼制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之一。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爵在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青铜器与文字、城市并称为文明的三大标志,而青铜爵作为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之一,冶铸水平的技术要求不同于刀、镜等扁平器物,其诞生揭示了科技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另一方面,正因为具有划时代的文化内涵,青铜爵在消亡后,仍广泛存在于后世文献、反映出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商代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商朝的强盛:
约在公元前16世纪,成汤率领商族趁夏乱起兵,灭夏,建立了商朝。商初建都于亳,后经数次迁徙,约在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直至公元前11世纪商朝灭亡。盘庚迁殷之后,商朝进入了强盛时期。

左侧:青铜爵(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 — 前14世纪、1953-1955年河南郑州白家庄出土)
中间、右侧:青铜觚、青铜斝(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 — 前14世纪、1953-1955年河南郑州白家庄出土)

嵌绿松石青铜戈(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好的殷墟商代王室墓葬,面积约二十平米,随葬品却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骨器等珍贵文物近两千件。根据墓葬的发掘材料推测,墓上原建有甲骨卜辞中称作“母辛宗”的享堂。这件嵌绿松石青铜戈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之一,属于大型青铜戈。其援部、内部均嵌饰绿松石,华美异常,表明这件青铜戈并非用以勾杀的实用兵器,而是仪式典礼中使用的礼器。商周时期的女性墓葬中,极少随葬兵器。妇好墓中却随葬有大量青铜钺、青铜戈等兵器,暗示了妇好作为商王之妻,兼有极大的军事权力,这在商周时期是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

“亚启”青铜钺(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器内部铸铭文“亚启”。

玉戈(约公元前15世纪、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

青铜鼎(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 — 前14世纪、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
青铜鼎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除了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炊器与盛食器,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成语“钟鸣鼎食”即把鼎与钟分别作为商周贵族使用礼乐器的代表,可见鼎地位的最贵。此外,鼎也被当做王权的象征。《左传 · 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为人熟知。表明鼎在商周社会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这件青铜方鼎出土于河南郑州杜岭,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从科技价值角度来看,杜岭大方鼎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展现出商代前期质朴而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对大型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之作。

青铜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夏商西周时期的经济:
农业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经济部门,管理体制较为完善。手工业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内部已出现专业分工,到了商代,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商业活动也取得显著发展。西周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更细,号称“百工”。与商业同为官府垄断,即所谓“工商食官”。其主要生产门类包括青铜铸造、玉石器加工、陶瓷器制作、纺织与髹漆等。

“召”青铜卣(西周早期)
召卣的内壁铸制铭文,记述了周王将毕地“方五十里”赏赐作器者召。该篇铭文反映的土地制度与分封制的“侯于某”不大相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土地分配方式。

左侧:青铜斧(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 — 前771年、1957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
中间、右侧:青铜铲、青铜斤(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 — 前771年)

“妇好”青铜偶方彝(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墓偶方彝形体巨大,为两件方彝的连体形态。整件器物的造型取材于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的宗庙建筑,盖顶的两个方形捉手也与庑殿顶形似,隐约反映了当时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殷商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青铜瓿(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青铜三联甗(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甗多为上甑下鬲的联体器物,上部甑置食物,下部鬲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箅相隔。鬲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与现在的蒸锅相似。随时代变迁或构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鬲形的蒸炊器具,宏观来看,这类器物也可称作甗。
妇好青铜三联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3件甑,下部则为联体的长方形器身,相当于现在灶台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举火,也满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称为三联甗。三联甗可以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今可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数眼炊具。

青铜卣(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

青铜爵(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盉(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盂(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觥(周康王时期、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青铜雁尊(西周早期、1955年辽宁凌源出土)

“后母戊”青铜方鼎(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鬄纹,足部也装饰饕鬄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雨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身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商业与交通:
这一时期,在遗址、墓葬之中大量发现海贝,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鲟鱼鳞片、鲸骨、海蚌、龟甲、玉料,这些物品大多由远方贡献及交换而来。
车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二里头遗址内已发现双轮车辙。车既是当时的交通工具,也是军队的重要装备。

左侧:红螺(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种红螺分布于我国辽宁石城岛至广东南澳、汕尾一带沿海。
中间:阿拉伯绶贝(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种海贝分布于我国台湾、男孩及日本、菲律宾等地。
右侧:货贝(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鲸骨(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青铜轭(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车马坑出土)

青铜衡饰(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车马坑出土)

龙纹弓形器(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犭臣犬盉(西周中期、2013年征集)

犭臣犬盘(西周中期、2013年征集)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鸮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

“子龙”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鬄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简短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后母辛”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现在通称为觥的青铜器,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鋬,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之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
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觥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玉刀(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石牛(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虎、玉马(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人(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 — 前771年、1959年河南洛阳东郊出土)

玉龙(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郑閇叔钟(西周晚期)

“盠”青铜方彝(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
盠方彝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虽然器物体量较小 ,但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均十分丰富。
从历史价值来看,器、盖铸制同铭长篇册命名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作器者盠,让其作为西六师、殿八师的纠察之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铭文内容反映出西周王朝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从艺术价值来看,盠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彝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器身与器盖的中心均装饰涡纹,在同时期器物中具有较鲜明的装饰个性。从科技价值来看,整件器物的造型,因器盖及其上捉手均采用庑殿顶状的造型,隐约反映了当时的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西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无㠱”青铜簋(周厉王时期)
器内铸铭文,记载了周厉王征伐南夷的史实。

“小臣宅”青铜簋(周成王时期)
器内铸铭文,记述白懋父赏赐小臣宅盾、戈、车、马。

“不其”青铜簋盖(周宣王时期)
器盖内铸铭文,记述猃狁侵犯周人西部边境,不其受命抗击,获胜后得到赏赐。

“颂”青铜壶(西周晚期)
册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
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盠”青铜驹尊(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

青铜斝(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原始瓷壶(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 — 前771年、1959年安徽屯溪出土)

青铜瓿(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湖南新邵出土)

印纹硬陶豆(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1975年福建闽侯出土)

印纹硬陶杯(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1975年福建闽侯出土)

陶豆(浮滨文化、1974年广东饶平浮滨桥头乡出土)
浮滨文化分布于整个漳州地区与粤东地区,年代约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时期。

陶壶(浮滨文化、1974年广东饶平浮滨桥头乡出土)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 — 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玉璋(商、约公元前16世纪 — 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人首(商、约公元前16世纪 — 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首数量较多,面貌特征均一致,为方脸、窄颐、菱形眼、蒜头鼻、薄唇、双耳巨大。这些青铜人首可能是宗庙中的祭主头部,即被祭祀先人的塑像头部。这批青铜人首中,有数件残存有金面具,显得华美异常,彰显出高贵的地位。从发型、发饰的角度观察,这批青铜人首还可以划分出辫发和笄发两大类,暗示了这一时期三星堆人的族属构成较为复杂。
这件青铜人首的面部未覆有金面具,脑后有一条麻花辫,属于辫发族群。

夔龙形扁足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1974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
这件青铜鼎为浅腹、立耳、扁足状,双立耳上各铸有一只卷尾伏虎,虎口大张,齿牙分明。
今天江西地区,是商周时期越人的聚居之处。这件青铜鼎的造型及装饰纹样带有典型的商文化特征,鼎耳的伏虎装饰则凸显出浓郁的地域风格,是商文化与越文化交融的反映。

虎纹青铜铙(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

青铜罍(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
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州竹庄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罍、觯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罍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于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铸品,而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据《尚书 • 牧誓》记载,在武王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庄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象,反映了蜀人征战凯旋,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四羊青铜方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 — 前11世纪、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积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
在下厦门人
